徐悲鸿与中华书局

古网居

发布于2023-05-05

徐悲鸿与中华书局

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徐悲鸿先生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悲鸿画集》、《悲鸿描集》、《悲鸿近作》等作品集，与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吴廉铭等有大量往来信函，这些信函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中华书局档案中，其中半数以上是与舒新城、吴廉铭等商议画集出版事宜，同时尚有推荐作者、书稿，叙说时事、游历等，书札中也可见出徐悲鸿的情感纠葛。

李天飞

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徐悲鸿先生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悲鸿画集》、《悲鸿描集》、《悲鸿近作》等作品集，并推荐出版齐白石画集、左恩画集、《八十七神仙卷》等作品。并与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吴廉铭等有大量往来信函，这些信函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中华书局档案中，其中半数以上是与舒新城、吴廉铭等商议画集出版事宜，另外尚有推荐作者、书稿，叙说时事、游历、家庭状况，托办邮寄书籍、支取款项等事，内容极为丰富。

徐悲鸿先生以画著称于世，但书法作品尤为罕见。中华书局在百年局庆之际，将多年收藏的二百余通徐悲鸿书札结集出版。徐悲鸿先生书法早年学赵孟頫，后学北碑，体势雄强，不拘一格。这些信札集中体现了徐悲鸿艺术成熟时期的书法造诣，除书法艺术的价值外，这些信札还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徐悲鸿先生一生投身于艺术事业，根据刘汝醴先生为徐悲鸿先生艺术生涯的划分，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1905-1927年，探索艺术的时期。

1928-1936年，振兴民族艺术的时期。

1937-1952年，把希望寄于人民，将艺术献给人民的时期。

中华书局所藏徐悲鸿书札，起于1930年，止于1952年，基本上与徐悲鸿成熟时期的艺术生涯相始终，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内容。

一、书札中所见

徐悲鸿的作品出版情况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徐悲鸿在中华书局出版《悲鸿描集》、《悲鸿画集》等画作，如1931年2月13日致舒新城：

集名《悲鸿画集》，将有自题签作封面，共二十幅，兹又托曾先生带上四幅，请立饬人摄出带下，余六幅在影印中，不日寄奉。册直式，序文待寄，用石印。不必珂罗版，太贵也。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二人反复磋商画集的印刷、排版、销售情况，细到目录的排序，画幅的横直。徐悲鸿作为画家，对自己作品的印制要求极高，如对用纸的要求：

描集纸质亦劣，不识连史纸有更好者否。向例样张均极好，须饬工友细心工作，倘有破纸，或色太淡之页应剔去。

徐悲鸿除刊印自己的画集外，还致力于引进西方艺术。他编写《西洋美术史》，又介绍西方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到中国，如1930年12月17日，催促初伦画集及普吕动画集的印制。次年3月9日，又致信，详细磋商初伦集字体及用纸事宜。

徐悲鸿为美术教学计，编选《画范》，收录经典作品，并在《画范》序中提出了素描“新七法”，作为绘画创作、习作的基本法则。《画范》由中华书局出版。如1935年6月20日致舒新城说：“《画范》非俟心定不能编，但在下月必能奉缴不误。”

1937年5月，徐悲鸿赴香港举行画展，在某德国人处以一万元加七幅自己作品的价格，购得唐代名画《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视此画若生命，即与舒新城联系，谋求将此画出版。如1939年9月20日致舒新城：

弟之八十七神仙卷此时尚在港汇丰银行内……定价至少港币四元或国币十元，宣纸精印，以夏布为布套，另印“仙乐队全部”横幅单片附入，俾可装框。

从此信中可见徐悲鸿对《八十七神仙卷》的重视，要求装帧豪华，印刷精美，并抽印附赠单片。

中华书局拥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印刷厂，1927年，中华书局承担了为国民政府印刷债券的业务，1931年，技术先进、设备当时号称远东第一的九江印刷厂建成投产，还拥有以沈逢吉为代表的一大批凹版雕刻技师。徐悲鸿对此也有关心，因与自己作品的印刷质量相关。如1931年12月23日徐悲鸿致舒新城：

尊处之凹版设备竣事否？成绩何若？乞示。

徐悲鸿先生致力于建议国家成立三馆：通儒馆、图书馆、美术馆，但没有人回应。又向法庚款委员会呈交《艺院建设计划》，主张陈列欧洲雕刻和绘画副本，为“吾人谋身心之陶养”，但是依然没有反响。退而求其次，打算选世界名作数百幅，编印一册《星空》，计划也无法实现。

这里的《星空》，当即《空青》。1930年4月2日徐悲鸿致舒新城信：

弟欲以四百种世界美术上之大奇杰作托贵局精印，取名《空青》，又以美术史贯串之。每图有释，并附作者小传，较之笼桶之美术史可为言之有物，内容如下：

绘画自十五世纪至于现在。

雕刻自埃及以来至于现在，约四十幅。

建筑如希腊、Panthenon、戈帝克或教堂米郎、罗马等著名大教堂、巴黎歌剧院等约十余幅。

一年半内须印成，版税百分之十五。

此书多登广告，至少每一图书馆，每一中学校可购一部。

但此事随即搁浅，1930年4月18日徐悲鸿致舒新城信，提到《空青》事，即因版税未能商妥，一年半亦不能印出。此后屡有交涉，但终于不果，成为徐悲鸿的一大遗憾。

徐悲鸿与舒新城也就营销方法进行过商讨，如1931年3月3日关于签名售书：

《悲鸿绘集》分平装、精装两种，平装定在两元，精装者“尚须编号，自一至二十并须由作者署名，以示名贵，此类把戏欧洲习见之。其价至少四元。如散原诗集大可如此做，因彼声望足以号召也。由贵局开风气，不亦可乎？”

这应该是国内签名售书营销方法的最早史料。从中也可看出，国内尚不普及。以至于需要中华书局“开风气”。也可见在1930年代，我国现代出版的诸多要素已逐渐开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