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五）

周今觉在和日本集邮家交往中，在阅读日本集邮书报中，受到启发，获得了大量邮识，觉得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集邮家学习和借鉴，但他决不盲目崇拜。周今觉立志振兴中国，对中国集邮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日两国集邮家应互相学习，友好交流，共同提高，为发展亚洲集邮做出贡献。他对日本邮刊只介绍日本邮票的关门自守的作法看不惯，中日两国的邮刊不能只讲本国邮票，其内容应以本国为主，兼顾亚洲，面向世界，引导本国集邮家扩大搜集和研究范围，使集邮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周今觉在1926年秋写的《一年之回顾》文中说道：“外国报当中，还是日本报有些趣味，我倒是每期必看的，但是可惜互相利用的地方很少，因为日本报是除了日邮不开口的，偏偏中国的集邮家对于日邮，绝对的不注意……我是主张中日两国在艺术上互相提携的。况且本志的宣言，是以研究远东邮票为揭橥的，那么，日邮当然该括在内，不能除外的了。” 周今觉是个敢想敢干的集邮家，他的想法既定，在《邮乘》上说出后，仍觉言犹未尽。1926年冬，周今觉又特致函木村梅次郎，提出对日本邮刊的意见，对《邮乐》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该函言辞尖锐，直言不讳，差点引起中日集邮家论战。此函事关中日集邮史，现照录如下： “木村会长道席： 余自发起中华邮票会，发行《邮乘》季刊以来，国际之间，薄负时誉。各国邮会，纷纷来请加入彼会，余皆婉词却之。以彼会所研究者，非英属，即美邦，与余所研究之支那远东，渺不相涉也。惟对于日本之邮乐会，则数年前已自动加入。以彼时吾方倾心于日邮，而《邮乐》杂志，实能抉剔源流，张皇幽眇，为日本之准一的专门邮报也。惟近两年来，精采似己视前稍逊，此非江郎有才尽之时也。实以日邮精义，十二年来皆已阐发无余，靡蕴不宣，靡微不至，精华己竭，实已无可再着笔耳。即如吾所主撰之《邮乘》创刊以来，花团锦簇，交口相推。亦以《华邮图鉴》屹立中坚之故。再历二三年后，《图鉴》刊登完毕，亦将如《邮乐》今日之萧索矣。虽然，无虑也，吾已为备矣。华邮之外，尚有客邮也、商埠也、蒙藏也、台湾也、高丽也、上海也、香港也、澳门也、安南也、暹罗也。此各类、余皆有完美之邮集，专门之研究。次第成书，陆续刊载，以每年四期计之，至少有十二年至十五年之材料，可不虞其匮乏。盖《邮乘》论述，以远东各国为范围，不仅限于支那本部，故取不尽用不竭。而《邮乐》则以日邮一类为揭橥，范围过于侠小，安有历史而不告穷匮理乎?日本集邮家之眼光，仅囿于明治初年手雕切手，会有赛，赛此；报有论，论此；店有售，售此；书有纪，纪此；人有习，习此。不独欧美远邦，摈而弗录，即远东邻近各国，亦不一加盼睐。不独远东各国也，即其属地之台湾、高丽，研习者亦寥寥无几。吾不知再历五年，《邮乐》杂志将于何取材也。有HA氏者，不于此时讽以扩充范围，乃更劝其删除一切外国切手纪事，是犹体弱之人，缺乏营养，不以补品滋培，反劝其节食辟谷，有不稿饿以就毙者乎?余‘邮乐会’—会员也，为挽救未来之危机，谨进忠实之劝告。宜自今始，速谋扩大范围，增多门类，引日本集邮家之眼光于国外，自台、鲜而推至于远东各地。以《邮乐》本志为提倡总机关，而以《邮便切手》、《邮便切手杂志》等为之辅导，时时鼓吹其兴味，指示其途径。一年以后，人材渐兴，三年以后，专家辈出，可预卜也。夫杂志之为物，必能纂组群言，采撷众妙，乃克呈五花八门之观，有左右逢源之乐。如鼓琴然，单调则枯，复音则美；如刺绣然，孤色则朴，众采则华。故欧美诸大邮报，虽各以其祖国为主干，而旁推交通，不遗在远。日之《邮乐》，华之《邮乘》，其地位与程度，岂在欧美头等邮报之下。要宜取精用宏，发挥光大，不当固步自封。视其日就萎缩，而不思改弦以应变也。余不敏，不能为伊吕波之文，联就管见所及，以汉文发表，至采及刍荛与否，则规东邻同志之觉悟程度如何矣。专此即颂 邮祺 周今觉拜启” 周今觉洋洋千余言，直言批评日本集邮家眼光短浅，《邮乐》杂志内容单调，只顾本土，不言其他，激昂之情，跃然纸上。虽结，意未尽，周氏又提笔写道：“附言一：秋冬之际，邬德氏之日邮专书刊布后，应言者无不尽言之，日邮一道，更无可发挥之余地，而《邮乐》之处境，将愈感困难，若仅恃一二无聊之飞行记录，无味之纪念销印，与夫外来读者陈陈相因之投稿，而敷衍成篇，则声光将愈见灭落。故及今变计，已觉其速。孟子曰：‘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愿主撰人一思之。”“论邮学，不在其本义上发挥，而在前枝叶上泛论，则竭蹶之象，使人一望而知。如论鸟切手，而抄袭鹰鸠羽族之物语；论三景切手，而搬演富士山、名古屋之志乘，此与邮学何干乎?西人之论华邮，有高谈太极八卦之起源者；有详述鱼雁传书，蟠桃献寿之故实者。吾于此等无谓之枝谈，则尽力删之。而窃见近两年来之《邮乐》上，不免时有此等论文与投稿发现。是犹精全美玉之中，杂以瓦砾，虽一时取充篇幅，而有识者则望而生厌，是不可以不考虑也。吾虽愚直，然不轻易雌黄人物，矧在邻邦先进之邮志乎?惟于《邮乐》，爱之深故望之切。在第一卷《邮乘》中，吾会极力推崇而榆扬之。然则今之直言箴规，其为善意也可知，若讳病忌医，而反以舍己耘人见诮，则吾将卷舌而疾走矣。今觉又及。” 如果说周今觉在正函中批评《邮乐》不能面向远东，众采博览，建议由近及远，扩大范围是肺腑之言，苦口良药的话，那么附言中议论《邮乐》没必要刊登航空纪录、纪念邮戳及研究邮票图案、介绍邮票图案相关知识之类的文稿，就有失偏颇、使人难以接受。 木村梅次郎收到周今觉言辞尖锐的批评信，并无反感，坦然处之，将来函全文刊登在《邮乐》杂志上。引起日本集邮界一番议论。不久，即有署名“雪湖渔夫”者，撰文在《邮乐》上与周今觉辩论，反对周今觉的批评。周今觉在《余之集日出缘起》一文篇后按语中写道：“此篇成于一九二七年之冬，当付印时，木村已作古久矣，至堪悼惜。忆前年，曾为《邮乐》杂志事，致一书与木村，效他山攻错之忠，为良药苦口之劝，略无丝毫恶意可自信也。木村将原书披露于《邮乐》。未几有自称雪湖渔夫者，亦于《邮乐》上答复，诡诡声音，拒人千里，殊失学者忠实讨论之态度，此则不无可惜者也”。 对于此段几乎引起中日两国邮人交恶的事件，后辈集邮家论曰：周氏不顾失欢邻邦之敢言，可贵复可爱；木村不怕物议之敢披露，亦殊足敬佩。周氏函中多有精辟时弊，警惕之论，自能引起邻邦同好不欢之情绪，但幸木村处置得宜，贤者不以周氏所言为忤。抱开诚布公之胸怀，终于两国邮坛无是非之可言，此为中华邮票会与日本邮乐会交往史中一桩可述之珍贵佳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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