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三十七）

绵嘉义自加入中华邮票会后，虽身居万里之外，但乃十分关心上海的集邮活动，对中华邮票会的活动更是格外关注。 1931年暑期，在中华邮票会董事会上通过了周今觉会长提议，英文书记叶颂蕃附议的《规定华邮纪念日之提案》。该《提案》之英文稿先刊登在1931年9月15日出版的《邮学月刊》第三卷第十、十一号合刊本英文栏。3个月后，该刊又登出《提案》中文稿。 《提案》的主旨是：建议每年10月2日为中国邮政纪念日，因该日为中国海关邮政首次发行大龙邮票日。周今觉写道： “我国民立信局，发轫之始，无可考矣。当以官办邮政始发邮票之期为断。在1921年时，邮局发行《邮政开办廿五年纪念票》，盖以1897年第一次正式发行票发行期为断代也，此不能不认为失检。盖华邮之发源，当连海关代办时代而并计之。海关者，中国政府之海关也；代办者，中国政府之所委任也。矧其间尚有慈禧万寿纪念票之发行，亦奉朝令举办者，岂能一慨屏诸非正式之列乎?彼邮政当局，诚数典而忘其祖矣!由今上溯至1878年最初海关邮政时代，盖已五十三年，其历史不可谓不悠久。吾辈既以宣扬邮学为心，则不可不为此悠久之华邮考定一纪念准确之日期，俾后之举行庆祝者，有所遵循，此本议案所以提出之缘起也。考第一次海关大龙型票，绵嘉礼义氏《1906年邮政报告书》中，标为1878年8月发行。于是各国邮学书报皆翕然从之。然据海关布告，则上海开始售票，实始于12月16日，而8月发行之事，则并无确实证据，能证明其不误者。余向时，颇欲定12月16日为华邮纪念日，继购得五分大龙型票一枚，其邮戳日期为1878年10月2日，地点为北京。余乃知北方京、津一带发行日期，实较早于上海。其理由亦不难揣知，盖票印于上海，印成送往北京，呈总税务司赫德氏审查。审查即竣，即当留一部分在北方发行，不必再寄往上海。故南北发行日期，略有先后，自在意中。至绵氏报告书中所云之8月，或是阴历八月之误，或是邮票印成后送往北方之日期，皆不可知。要知在阳历间，无论京、津、上海，皆绝无明文能证明其曾开始发行邮票，则可断言也耳。故由今所知，发行最早日期之可确信者，厥为10月2日，虽实际上开始发行之日期，容或比此更早，然在未发现其他新证据之前，不能不承认此为华邮呱呱堕地之第一日也。为此提议规定每年国历10月2日为华邮产生纪念日。” 绵嘉义看了周今觉的《提案》后，认为不妥，不能同意，当即致函周氏，陈述意见。绵嘉义在致周今觉函中写道： “我很抱歉，对于规定1878年10月2日为华邮诞生日之议案，不敢赞同。在海关代办邮政时代，德璀琳以税务司兼管邮政事务。彼知邮票之发行，不宜再缓，乃命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刷所需之邮票。造册处印就后，即寄往天津，以彼时邮政总局设在天津也。此运送之时期，实为1878年8月。以理而论，天津总局收到此项邮票，当然随即发行。北京之发行，不能在天津之先也。但可惜吾辈不能得一邮戳，证明天津发行在先耳。吾辈以理推测，天津既于8月收到邮票，必定立刻发行，决不能送往北京总税务司审查然后发行。彼总税务司，当印刷之前，必早巳将图案审查一过。若邮票业已印成，即无须再审查矣!上海之发行，虽在12月16日，但北京密迩天津，配送较易而较速耳。此10月2日北京消印票，必为外国使馆中之信件，托税务司代寄，而税务司遂贴邮票于上耳。综合以上所论诸点，余之意见，仍以1878年8月为邮票诞生之日，以海关造册处于是年8月间印成而运出，有纪录可徵耳。我愿贵会将此信登入《月刊》，使人明了此紧要之事件也。” 周今觉“得绵嘉礼义氏之一函，颇有异议，搁置一年之久，竞忘披露。”后来将其来函翻译刊登时，已是1932年12月矣。绵氏来函及周氏复函同时刊登当时出版的《邮学月刊》第四卷第十至十二号合刊本。周今觉又在复函中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绵嘉义辩论。这就是我国集邮史上首次大龙邮票发行日期之争。因周今觉的证据不足，多主观推断，没有引起更多的集邮家兴趣。所谓“集邮诞生纪念日”的议案也就不了了之。 而后来邮史家从天津海关档案中发掘了不少有关大龙邮票发行的史料，证明绵嘉义的观点更接近历史真实。但上海海关造册处向天津海关寄发大龙邮票是1878年7月，而不是8月。该年7月18日，上海寄天津五分银面值大龙邮票500张12500枚，天津海关7月24日收到。7月22日上海寄天津三分银邮票500张12500枚，天津海关7月29日收到。因天津海关具体何日发行大龙邮票，因无明确档案资料及实物佐证，大龙邮票发行日期虽经多次多年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绵嘉义在古稀之年，不仅关注大龙邮票的发行日期，还不畏辛劳，整理出1906年至1916年中国邮票记录，并与原撰《1878—1905华邮纪要》书稿寄给周今觉会长。同时明言愿将版权让给中华邮票会。周会长收悉，深为感动。特决定在纪念中华邮票会十周年之时，出版绵氏的《华邮纪要》。周今觉在1933年12月撰写的《华邮纪要序》中写道： “华邮正式记录，始干绵嘉礼义氏之《华邮报告书》。绵氏任职邮局多年，又为邮学专家，故其中所载发行之种类、数额、年月、刷色、与夫著名之变体，悉根据邮局正式记录，为最可敬信之资料。顾其报告，权截止于1906年，且附印于海关贸易统计册内，别无单行印本，欲得此寥寥十四面之华邮报告书，非以重价购买海关贸易统计册不可。据英伦哈利司书店目录，最近定价为二镑二先令，约合华币卅五元，舍华邮专门著作家外，又孰肯慨掷此惊人之钜值耶。约在距今五六年前，绵氏忽自新加坡致函於余，并附寄其所著《华邮纪要》英文稿本来，自云愿以版权让与中华邮票会印行。余审其内容，盖继1906年之报告书而作，赓续至1916年为止。即于其旧著亦稍有变更改良之处，盖最后之定本也。余维绵氏以一退职之人，而能留意华邮掌故，潜心搜录，使此绝可宝贵之邮学材料，得以贡献于世，而不随鼠尘蠹迹以没，是其有功于我华邮。为何如耶，读者勿轻视此赓续十年之材料也。此十年中，含有前清鼎革民国肇兴之一段重要邮史在，而最著名之临时中立票，及号称变体最多之宋字、楷书两加盖票，均在其中，其重要盖尤甚于1906年以前之纪录矣。 绵氏之稿本初来时，余本意将其尽量采入余所著《华邮图鉴》中，不幸《月刊》停版，《图鉴》中止，而此稿逐一搁数年。比来三度移家，此稿杂置书件中，几于散乱遗失。苟使此稿失传，则不独无以对绵氏，抑且无以对我全华邮界。故趁本会十周年纪念之期，将其印行。从此集华邮者，可以廉值得一详明真确之参考书。即国外之邮学著作家，亦可依据此书而发挥，其裨益岂浅鲜哉。书虽英文，而体例略如吉本司、司各得之邮目，故虽不谙英文者，亦可阅览，不必再转译为华文矣。” 由绵嘉义编著、周今觉校订的《华邮纪要》于1935年12月由中华邮票会出版，该书为英文本，英文书名为：《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Ponctage Stamps With Appendi Ces》，全书70余页，32开本，2号纸印，该书为1878年至1916年之华邮记录，书末还附刊有周今觉撰写的《红印花小字二分版式研究》英文稿。 《华邮纪要》曾是早期华邮收集者的必备参考书。但后人对《华邮纪要》批评甚多，认为“给人以官方资料、权威性的感觉，其实错误不少，是一部为害中国邮史之书。大龙邮票发行首日发行问题，数十年来一直受其干扰。”现平心而论绵嘉义功过，绵氏对华邮的贡献还应给予肯定。绵氏数十年孜孜不倦搜集中国邮票及华邮史料，是最早把官方邮票史料整理成篇，披露于公众的集邮家。因环境、资料所限，差错难免，其对中国邮票史的努力功不可没。特别是在古稀之年，遥居海外，仍心系华邮，加入中华邮票会，并不顾年迈，尽其余热，更是难能可贵。在中国邮票史和中国集邮史中，绵嘉义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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